一、将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修改为：“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稀植物及其制品或者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将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在该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经营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交易活动，或者建议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三、将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改为：“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
　　“有本条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并且接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曾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四、在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二十五条之一：“组织、领导实施传销行为的组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犯前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传销行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

　　五、将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修改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犯前款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六、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窃取、收买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七、在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一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二：“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八、在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九、将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或者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严重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十、将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十一、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中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十二、将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十三、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说明

　　近年来，一些全国人大代表陆续提出了一些修改刑法的议案、建议，司法机关和一些部门也提出一些修改刑法的意见。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立法工作计划，法制工作委员会根据全国人大代表的议案、建议，司法机关和一些部门的意见，经调查研究，多次征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有关部门、部分专家的意见，起草了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现就草案内容说明如下：

　　一、关于贪污贿赂犯罪

　　1.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犯罪作了规定。有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有关部门提出，有些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等近亲属，以及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自己从中索取或者收受财物。同时，一些已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虽已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利用其在职时形成的影响力，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自己从中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这类行为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对情节较重的，也应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经同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研究，建议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中增加两款，对上述应作为犯罪的行为及刑事责任作出规定。(草案第十一条)

　　2.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有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本罪的刑罚偏轻，建议加重。
　　经同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研究认为，鉴于这类犯罪社会影响恶劣，为适应反腐败斗争的需要，对其加重刑罚是必要的，建议将本罪的最高刑由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有期徒刑。这样修改，加重了对这类犯罪的惩处，在量刑上又与贪污贿赂犯罪有所差别。司法实践中，对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的，司法机关应当依法尽力查证犯罪事实，依照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严惩。(草案第十二条)

　　二、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

　　1.刑法以具体列举的方式对走私武器、弹药等以及国家禁止进出口的文物、贵重金属、珍稀动植物及其制品等货物、物品的犯罪作了专门规定，对走私所列举的违禁货物、物品以外的普通货物、物品的，则按照偷逃关税的数额定罪量刑。海关总署提出，除了刑法所具体列举的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外，国家还根据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规定了其他一些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如禁止进口来自疫区的动植物及其制品、禁止出口古植物化石等。对走私这类国家明令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的，应直接定为犯罪，不应也无法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一样，按其偷逃关税的数额定罪量刑。为适应惩治这类危害较大的走私行为的需要，经同有关部门研究，建议对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作适当修改，增加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犯罪及刑事责任的规定。(草案第一条)

　　2.刑法第一百八十条对利用证券、期货交易的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的犯罪及刑事责任作了规定。有些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国证监会提出，一些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利用其因职务便利知悉的法定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经营信息，如本单位受托管理资金的交易信息等，违反规定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牟取非法利益或者转嫁风险。这种被称为“老鼠仓”的行为，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损害公众投资者利益，应当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经同有关部门研究，建议在刑法第一百八十条中增加一款，规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经营信息，违反规定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本条第一款关于从事内幕交易犯罪的规定处罚。(草案第二条)

　　3.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从偷税的具体数额和所占应纳税款比例两方面对偷税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规定。有关部门提出，在经济生活中，偷逃税的情况十分复杂，同样的偷税数额在不同时期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同，建议在刑法中对偷税罪的具体数额标准不作规定，由司法机关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司法解释并适时调整。同时提出，考虑到打击偷税犯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税收征管秩序，保证国家税收收入，对属于初犯，经税务机关指出后积极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履行了纳税义务，接受行政处罚的，可不再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处理可以较好地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经同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建议将刑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的偷税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修改为：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并增加规定：有本条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并且接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曾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草案第三条)

　　4.国务院法制办、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提出，当前以“拉人头”、收取“入门费”等方式组织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危害严重。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案件主要是根据实施传销行为的不同情况，分别按照非法经营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为更有利于打击组织传销的犯罪，应当在刑法中对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的犯罪作出专门规定。经同有关部门研究，建议在刑法中增加组织、领导实施传销行为的组织的犯罪，对实施这类犯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实行数罪并罚。(草案第四条)

　　三、关于侵犯公民权利犯罪

　　1.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有些部门提出，近年来，一些国家机关和电信、金融等单位在履行公务或提供服务活动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泄露的情况时有发生，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构成严重威胁。对这类侵害公民权益情节严重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经同有关部门研究，建议在刑法中增加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履行公务或者提供服务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或者以窃取、收买等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草案第六条)

　　2.公安部提出，一些不法分子组织未成年人从事扒窃、抢夺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情况，在一些地方比较突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对此应在刑法中作出专门规定予以惩治。经同有关部门研究，建议在刑法中增加规定：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追究刑事责任。(草案第七条)

　　3.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提出，从实践中看，刑法对该罪设定的刑罚层次偏少，不能完全适应处理这类情况复杂的案件的需要，建议对绑架罪法定刑的设置作适当调整。有些全国人大代表建议规定，对绑架他人后主动放人的，从轻处罚。
　　经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研究认为，绑架罪严重危及公民人身安全，应予严惩；同时，考虑到实际发生的这类案件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在刑罚设置上适当增加档次，有利于按照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惩治犯罪。据此，建议在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绑架罪中增加一档刑罚：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草案第五条)

　　四、关于其他犯罪

　　1.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追究刑事责任。中国人民银行提出，这类犯罪有些是单位实施的，建议增加单位犯本罪的规定，以进一步完善刑法的反洗钱措施。经同有关部门研究，建议在刑法这一条中增加单位犯罪的规定。(草案第八条)

　　2.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条规定了逃避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的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司法实践看，引发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的，不仅有逃避进出境动植物检疫的行为，还有逃避依法实施的境内动植物防疫、检疫的行为。对后一类造成严重危害的违法行为，也应追究刑事责任。经同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等部门研究，建议将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条修改为：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或者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严重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草案第九条)

　　3.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对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服、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的犯罪作了规定。中央军委法制局提出，近年来，盗窃、出租、非法使用军队车辆号牌的情况时有发生，扰乱社会管理秩序，损害军队形象和声誉，影响部队战备训练等工作的正常进行。对这类情节严重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经同有关部门研究，建议在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中规定的犯罪行为中，增加盗窃、非法提供或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的情形。(草案第十条)
　　此外，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有关部门还提出了其他一些修改刑法的意见，考虑到其中有些可以通过法律解释解决，有些有关方面还有不同意见，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研究论证，暂未列入本草案，继续进行研究。

    ——循环经济的规划制度。循环经济规划是国家对循环经济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进行的安排和部署，是政府进行评价、考核，并且实施奖励、限制或者禁止措施的一个重要依据。

    ——抑制资源浪费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总量控制制度，将推动各地和企业按照国家的总体要求，根据本地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安排产业结构和经济规模，积极主动地采取各种循环经济的措施。

    ——循环经济的评价和考核制度。建立循环经济的评价考核制度，有助于推动解决单纯以ＧＤＰ指标来衡量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弊端。

    ——以生产者为主的责任延伸制度。传统上，产品的生产者主要对产品本身的质量承担责任。现代生产者的责任，已经从单纯的生产阶段、产品的使用阶段，逐步延伸到产品废弃后的回收、利用和处置阶段。相应地，对产品的设计也提出了更高的一些要求。

    ——对高耗能、高耗水企业设立重点监管制度。

    ——强化经济措施。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仅仅靠行政强制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应当建立激励机制，鼓励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

    倪岳峰认为，循环经济促进法顺利通过，确立了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和政策框架。但是，还需要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制定配套的行政法规、规章和标准，以保证这部法律的有效实施。本法需要制定的配套规定，有些已经出台并已实施。尚未制定的，建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及时出台，以保证本法的有效实施。

亮点解读

　　延长建筑使用寿命

　　循环经济促进法的规定,对符合相关标准,并且在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建筑物,政府不能“想拆就拆”。城市人民政府和建筑物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建筑物维护管理,延长建筑物使用寿命。对符合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标准,在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建筑物,除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外,城市人民政府不得决定拆除。

　　工业废物不能一弃了之

　　企业对在生产中产生的废物,不能再“一弃了之”。循环经济促进法明确规定,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煤矸石、尾矿、废石、废料、废气等工业废物进行综合利用。
　　此外,第三十四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农业生产者和相关企业采用先进或者适用技术,对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农产品加工业副产品、废农用薄膜等进行综合利用,开发利用沼气等生物质能源。

　　一次性消费品将受限

　　在餐馆使用一次性餐具、宾馆使用一次性洗漱用品等现象非常普遍。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国家在保障产品安全和卫生的前提下,限制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一次性消费品的生产和销售,具体名录由国务院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环境保护等有关主管部门制定。该法还规定,对列入规定名录中的一次性消费品的生产和销售,由国务院财政、税务和对外贸易等主管部门制定限制性的税收和出口等措施。

　　对过度包装说“不”

　　月饼等“过度包装”“豪华包装”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会污染环境。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设计产品包装物应当执行产品包装标准,防止过度包装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循环经济促进法第十九条规定,从事工艺、设备、产品及包装物设计,应当按照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的要求,优先选择采用易回收、易拆解、易降解、无毒无害或者低毒低害的材料和设计方案,并应当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

　　链接

　　阶梯水电气价未作明确规定

　　循环经济促进法草案曾经提出对居民用水电等实行累进加价收费制度,但最终出台的法律未就此作出规定。
　　据国家发改委统计,目前全国661个设市的城市中,只有近80个城市在部分居民中实行了阶梯水价。此外,目前各地都没有对居民生活用气实行阶梯价格。只有云南、浙江、四川三省规定对城市居民用电实行阶梯电价。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主任黄建初说,对居民生活所用电、气、自来水等实行累进加价收费制度,涉及问题比较复杂,有些问题还需要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论证,目前不宜在法律中规定。

　　6月1日，实施了11年半的《律师法》将被新法所取代，其中新增、修订条款多达40余条，着重解决了“会见难”、“阅卷难”等长期存在于律师界的“老大难”问题，并增加了“个人可设律师所”、取证可借用司法强制力等内容。(《信息时报》6月1日)

　　这次《律师法》的修正，对于进一步完善律师的执业环境，进而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都具有重大意义。不过，尽管《律师法》的修正亮点频频，但指望毕其功于一役，未免过于天真。因为，由于《律师法》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与其他法律存在一定冲突以及一些地方侦查、司法机关权力缺乏监督的现状，司法实践中“潜规则”盛行，这些“潜规则”完全可能在实践中取代法律规定，从而妨碍《律师法》保障人权的作用顺利实现。

　　举例来说，《律师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这是对律师“会见权”的重要保障。然而，《刑事诉讼法》同时也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但是，对于什么是“国家秘密”，“国家秘密”由谁来判断，律师对“国家秘密”持有异议可否进行申诉和复议，这些目前都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侦查机关会不会无限扩大“国家秘密”的外延，形成某种“潜规则”，从而达到限制律师“会见权”的目的呢？再比如，《律师法》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这是对律师“法庭言论豁免权”的规定，对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同样的，什么是“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也完全可能由侦查、司法机关单方作出一个标准，从而形成某种“潜规则”，变相地压制律师。

　　还比如说，在《律师法》修正以前，《刑事诉讼法》就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这表明，对于没有涉及国家秘密案件，即使《律师法》没有修正，律师同样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但在司法实践中，律师要会见犯罪嫌疑人往往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这已经成为一个“潜规则”。那么，《律师法》修正后，侦查机关会不会以其他形式来限制律师的“会见权”或者搞暗中“监听”，形成新的“潜规则”呢？

　　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潜规则”，主要与几个因素有关：一是制度本身并不完善，比如法律之间存在冲突，法律没有实施细则，可操作性不强，结果就造成观点或者利益冲突的人自说自话，律师作这样的理解而侦查、司法机关作那样的理解，最终，由有权力的人说了算；二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完善，公权力首先是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的，如果没有相应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仅仅依靠法律条文，并不能自动生效，古人就说得好：“徒法不足以自行”。当权力不受监督与制约，在发生利益冲突时，自然会发生公权力违反法律来行事的现象。

　　因此，我对《律师法》修正后能起多大的保障人权作用并不盲目乐观。我建议，我们仍然必须在完善监督与制约公权力的制度上下工夫，要让侦查和司法权力“关进笼子里”；人大要加大对《律师法》实施的执法力度，坚决纠正违法现象；立法机关应当及时针对法律的冲突和漏洞加强立法，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实施细则，让《律师法》真正能起到保障人权的作用。

    调解仲裁法设立了部分劳动争议案件“一裁终局”制度，这是该法的一大亮点。所谓“一裁终局”，即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如果劳动者对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只有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后，才可以到法院起诉。可以说，在维持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设立“一裁终局”制度，旨在提高部分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效率，同时又要兼顾公平。

    “一裁终局”仅限于两类争议案件

    调解仲裁法第47条规定，“一裁终局”仅限于两类劳动争议案件，一类是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争议；一类是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而发生的争议。第一类案件，指的是具有货币给付的争议，且属小额争议。第二类案件，指的是关于劳动标准方面的争议，法律法规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规定得比较清楚，相对而言易于裁定。

    这两类案件基本属于大量的“小型”案件。从北京、上海看，2007年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730元、840元，12个月的争议金额分别为8760元、10080元。从目前看，最大争议额一般控制在1万元，相对而言数额不大。据统计，劳动报酬、保险福利是引发劳动争议案件的主要因素，约占仲裁受理案件总数的60%~70%。同时，这两类案件的案情比较简单，标准比较明确，通过仲裁可以化解，不必经过相对“烦琐”的诉讼程序。如果通过仲裁环节把大量的“小型”案件化解，不仅可以提高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效率，而且能够节约司法资源，对社会和谐是有利的。

    “一裁终局”有利于破解劳动争议处理低效问题

    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中，协商、调解不是必经程序，决定案件处理时限的是仲裁和诉讼期限。按调解仲裁法规定，从仲裁委员会决定受理劳动争议案件之日起，仲裁审理期限一般为45日，案情复杂需要延期的，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批准，可以延期，但不得超过15日，即最长为60日，这比现行期限缩短1/3。而目前劳动争议在诉讼阶段仍走普通民事诉讼程序，人民法院一审的审理期限一般为六个月，多则一年，二审的审理期限一般为三个月。

    现实中，一些用人单位往往利用强势地位，滥用诉权，利用程序“拖垮”劳动者，使劳动者权益不能实现。如不对用人单位的“滥诉”行为加以限制，劳动争议处理效率低的问题依然无法破解。“一裁终局”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行使诉权作出了不同规定，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旨在遏制用人单位的恶意行为，使大量“小型”的案件通过仲裁得以化解，不必走完全部程序，将提高案件处理的效率。但“一裁终局”还要考虑公平问题。

    “一裁终局”制度兼顾了效率和公平

    调解仲裁法第47条、48条规定，如果劳动者对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用人单位不能以不服仲裁裁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只有在六种法定情形下，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行使撤销权。如果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任何一方都可以自收到撤销裁决的裁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六种法定情形是：（1）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2）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无管辖权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5）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6）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一裁终局”制度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面临一个公平问题。如果劳动者认为裁决不公平的，可以选择诉讼，但要付出诉讼成本（如时间、宿费、餐费、交通费等）。劳动者要在裁决不公额度（预期诉求与裁决结果的差额）和诉讼成本对比中作出选择，如果劳动者认为裁决不公的额度远大于诉讼成本的，劳动者可能选择诉讼，如果相差无几，劳动者可能放弃诉讼，牺牲一些利益。

    如果用人单位认为仲裁裁决不公的，在仲裁裁决不存在六种法定情形时，只能放弃，用人单位可能也要作出一些牺牲，但“一裁终局”仅适用两类“小型”案件，即使存在裁决不公，作出牺牲也是非常有限的，用人单位是可以承受的。表面上看，“一裁终局”制度限制了用人单位的诉权，使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程序上“不平等”，但在“资本强劳动弱”的现实情况下，程序上的“不平等”可以适当矫正现实地位的不平等，以达到实现实体权益上的公平。所以，“一裁终局”制度，兼顾了效率和公平，在两者之间选择相对平衡。

    “一裁终局”制度是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一大突破。从立法本意上看，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可以使部分案件“一裁终局”，不必走完劳动争议处理的全部程序，减少了诉讼环节，缩短了处理周期，减少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制止了一些用人单位没完没了的“滥诉”行为，有利于尽快化解劳动争议，节约司法资源，有利于劳动者维护合法权益。同时，“一裁终局”对仲裁机构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其效果期待实践的检验。

    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是由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劳动法》确立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通常概括为“一调一裁两审”。将于今年5月1日实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针对现行制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维持“一调一裁两审”基本程序不变的情况下，对局部程序进行了“手术”。作为一部专门处理劳动争议的程序法，一些新的变化应当引起劳动者的高度关注。

    变化一：扩大受案范围，解决劳动者“投诉无门”的问题

    现实中，因一些劳动争议案件不属于受案范围，常使劳动者遭遇投诉无门，权益无法实现。鉴于此，该法第二条对受案范围作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与《条例》相比，受案范围增加了“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发生的争议，因“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这些都是当前引发劳动争议的主要情形，也是劳动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把它们纳入受案范围，使劳动者申诉有据。如“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对派遣用工、学生兼职、个人代理、岗位外包、特殊劳动关系等都可能纳入其中。此外，第五十二条规定：“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与本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依照本法执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一规定解决了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制工作人员面临劳动争议申诉无门的问题。

    变化二：规定举证倒置情形，帮助劳动者迈过举证“门槛”

    劳动者提起劳动仲裁或诉讼，首先要证明自己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即确认劳动关系的存在。但现实中，用人单位往往掌握证据又不提供，如劳动合同、职工名册等，劳动者难以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许多劳动者倒在了第一道“门槛”下。为合理分配举证责任，该法作出了举证倒置的规定，这将帮助劳动者迈过第一道“门槛”。该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同时，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还规定：“劳动者无法提供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与仲裁请求有关的证据，仲裁庭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提供。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这些举证倒置的规定，是专门针对用人单位有证据不提供而制定的，将有效遏制用人单位的恶意行为。规定还预示着，如用人单位掌握的证据发生灭失、毁损等情形的，用人单位也要承担不利后果。

    变化三：调解渠道拓宽，特殊调解协议可申请支付令

    着重调解是处理劳动争议的基本原则。该法第三条规定：“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事实，遵循合法、公正、及时、着重调解的原则，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拓宽调解渠道，第十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到下列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一）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二）依法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三）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

    在保留“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基础上，调解渠道增加了司法机关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和“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后一种组织指的是区域性行业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这是近年来各地出现的新型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实践效果较好，这次被写进《调解仲裁法》，其法律地位得到了确认。调解渠道的拓宽，既能够有效利用社会资源，也能够弥补大量非公有制企业缺少调解组织的不足。

    同时，对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也有一定的进步。《条例》第十一条规定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二）》规定，当事人达成的具有劳动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具有劳动合同的约束力，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仅就劳动报酬达成的协议，如用人单位不履行，劳动者可以直接起诉。而该法对调解协议效力的约束力和执行力会更强一些。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经调解员签名并加盖调解组织印章后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履行。”特殊调解协议还可以申请支付令，第十六条规定：“因支付拖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事项达成调解协议，用人单位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履行的，劳动者可以持调解协议书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调解协议的效力增强，有利于基层调解组织发挥作用，有利于引导当事人通过调解解决争议。

    变化四：仲裁管辖合同履行地优先，方便当事人提起仲裁

    根据《条例》第十七条、十八条的规定，劳动仲裁一般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如果发生劳动争议的企业与职工不在同一个仲裁委员会管辖地区的，由向职工发放工资的单位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处理。实践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形：用人单位注册登记的住所地与其经营所在地不同，用人单位所在地与劳动合同履行地不同，用人单位所在地与劳动者的工资关系所在地不同等情形，当这些“地域的不同”跨越了不同的行政区域，就涉及到管辖问题，有时还出现“争案”、“推案”现象，常使劳动者在这些不同地域奔波，大大增加劳动者的维权成本。

    为解决这一问题，该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负责管辖本区域内发生的劳动争议。劳动争议由劳动合同履行地或者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双方当事人分别向劳动合同履行地和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由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

    该规定，尊重了当事人的选择权，但当用人单位所在地与劳动合同履行地发生管辖冲突时，赋予了劳动合同履行地管辖优先的地位，这不仅方便劳动者提起仲裁，也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及时裁决。

    变化五：仲裁时效期间延长，以免劳动者错过时机

    《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仲裁裁决一般应在收到仲裁申请的六十日内作出。对仲裁裁决无异议的，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部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5条解释为“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劳动法》将仲裁申请的期限限定为60日，其立法初衷是为了尽快解决劳动争议，但实践中，往往由于时效太短，一些劳动者因为超过时效期间丧失了获得法律救济的机会。很多劳动者因错过仲裁时效，被拖欠的劳动报酬也只能眼看着被“打水漂”。

    针对劳动关系的特殊性，该法将仲裁时效由“60日”延长到“一年”，并根据现实情况，作出了中断、中止、特殊情形不受限制等特别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如果“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如果“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显然，这些规定为劳动者“争取”了更多的回旋时间。特别是涉及劳动报酬争议则可以延长至劳动关系终止后一年，也就是说，只要劳动者没有离开用人单位，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无论用人单位拖欠工资多久都可以要回来。这从立法上避免了劳动者“赢了官司、丢了饭碗”现象的发生，解除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同时，该规定对欠薪者也是一道“紧箍咒”。

    变化六：缩短仲裁的审理期限，防止案件久拖不决

    按现行《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仲裁委员会收到申诉书之日起七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决定受理的，在作出决定之日起七日内将申诉书的副本送达被诉人，并组成仲裁庭；劳动争议仲裁案件自组成仲裁庭之日起六十日内结束；案情复杂需要延期的，经报仲裁委员会批准，可以适当延期，但是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根据规定计算，从仲裁委员会决定受理，到在法定时间内作出裁决，仲裁期限一般为67日（7+60）；对于复杂案件，还可以延长三十日，最长为97日（7+60+30）。

    而按照该法第二十九条、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之日起5日内，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决定是否受理；决定受理的，应当自受理仲裁申请之日起四十五日内结束；案情复杂需要延期的，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批准，可以延期并书面通知当事人，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十五日。可以看出，从仲裁委员会决定受理，到在法定时间内作出裁决，仲裁审理期限一般为45日；最长为60日（45+15）。与现行规定相比，仲裁审理期限可缩短1/3。

    更重要的是，该法第四十三条同时规定“逾期未作出仲裁裁决的，当事人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要求仲裁机构必须提高工作效率，防止案件久拖不决。

    除以上外，该法还有一些新的规定，颇有新意，值得关注。如第四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也可以请工会或者第三方共同与用人单位协商，达成和解协议。”这有利于提高协商效果。第五十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不收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经费由财政予以保障。”可以直接减轻劳动者的经济负担。第二十二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或者用工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的，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为共同当事人”。对于劳务派遣情形下的劳动争议当事人予以了明确。第二十条对仲裁员的任职条件作出了严格规定，有利于加强仲裁队伍的素质建设，提高仲裁质量。

    总之，该法在缩短周期、减少环节、提高成效、降低成本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规定，目的在于建立方便、快捷、有效、低廉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可以说，这是继《劳动合同法》从实体上保护劳动者权益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从程序上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又一部重要法律，劳动者应充分运用这些新的规定，提高维护自身权益的本领。

　　立法机关指出，这次对残疾人保障法的全面修订，是惠及全国八千多万残疾人的一件大事，对于发展我国残疾人事业，保障残疾人平等、充分地参与社会生活，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也是对即将举办的北京残奥会的大力支持。

　　立法机关介绍，这次修订残疾人保障法，着力强化了残疾人权益的各项保障措施。

　　政治权利

　　制定有关法律和政策要听取残疾人意见

　　修法背景：目前，我国共有8296万残疾人。对这一特殊群体来说，政治权利的充分保障是实现其他各项权益的基础。

　　新法规定：国家采取措施，保障残疾人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制定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共政策，对涉及残疾人权益的重大问题，应当听取残疾人和残疾人组织的意见。

　　康复权利

　　优先开展残疾儿童抢救性治疗和康复

　　修法背景：康复是残疾人改善自身状况的基础。经过不断努力，1988年至2006年，我国共有1300多万残疾人获得不同程度的康复。但我国为残疾人提供的康复服务与需求之间还存在着巨大差距，曾接受过医疗服务与救助、康复训练与服务、辅助器具配备服务的残疾人比例分别为35.61%、8.45%和7.31%，而对以上三项需求的比例分别达到72.78%、27.69%和38.56%。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对康复服务投入不足，残疾人康复经费主要依靠家庭。因支付不起治疗和康复费用，每年都有大量的残疾儿童被家庭遗弃。

　　新法规定：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为残疾人康复创造条件，建立和完善残疾人康复服务体系，并分阶段实施重点康复项目，增强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康复工作应当从实际出发，以实用、易行、受益广的康复内容为重点，优先开展残疾儿童抢救性治疗和康复。

　　教育权利

　　给予寄宿生活费等费用补助

　　修法背景：目前，我国15岁及以上残疾人文盲有3591万人，文盲率为43.29%。在6至14岁的246万学龄残疾儿童中，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只有63.19%，大大低于96.3%的全国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总体比例。

　　新法规定：各级政府对接受义务教育的残疾学生、贫困残疾人家庭的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并给予寄宿生活费等费用补助，对接受义务教育以外其他教育的残疾学生、贫困残疾人家庭的学生给予资助。

　　就业权利

　　实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

　　修法背景：2007年2月，国务院制定《残疾人就业条例》，其中规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具体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规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其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应当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尽管经过努力，我国目前已有297万城镇残疾人实现就业，但残疾人就业形势依旧严峻，在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口中，城镇和农村在业比例分别只有38.7%和59%。

　　新法规定：国家实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选择适当的工种和岗位。达不到规定比例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保障残疾人就业的义务。

　　国家对安排残疾人就业达到、超过规定比例，或者集中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和个体经营的残疾人，依法给予税收优惠，并在生产、经营、技术、资金、物资、场地等方面给予扶持。国家对从事个体经营的残疾人，免除行政事业性收费。

　　文化权利

　　设立盲人有声读物图书室

　　修法背景：我国共有盲人1233万，超过世界盲人总数的四分之一。通过在各级公共图书馆设立盲文及盲人有声读物图书馆，是满足如此庞大的盲人群体的文化需求，提高其综合素质的有效渠道之一。

　　新法规定：在公共图书馆根据盲人的实际需要，设立盲文读物、盲人有声读物图书室。

　　社会保障权利

　　无劳动能力者政府供养

　　修法背景：2006年，全国共有594万残疾人享受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但残疾人作为最困难的群体，生活状况大大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近年来这种差距还有继续拉大的趋势。全国有残疾人的家庭2005年人均收入城镇为4864元，农村为2260元，而当年全国人均收入水平城镇为11321元，农村为4631元，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12.95%的农村残疾人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国家规定的683元贫困线。“一人致残、全家致贫”的现象普遍存在，残疾人的生存问题远未得到解决。

　　新法规定：对生活确有困难的残疾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后，仍有特别困难的残疾人家庭，应当采取其他措施，保障其基本生活。

　　对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地方各级政府应当根据情况给予护理补贴。

　　地方各级政府对无劳动能力、无扶养人或者扶养人不具有扶养能力、无生活来源的残疾人，按照规定予以供养。

　　无障碍权利

　　公共交通工具逐步达到无障碍要求

　　修法背景：无障碍环境，是残疾人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方便老年人的重要措施。无障碍环境不仅包括交通等物质环境，还包括信息和交流的无障碍。

　　我国现行残疾人保障法只在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和社会逐步实行方便残疾人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采取无障碍措施”，未包括信息交流无障碍内容，对物质环境无障碍的规定也不全面，且只是倡导性的规定。

　　由于无障碍立法滞后，我国的无障碍建设只能靠政策来推动，大部分城市的道路、公共建筑、居住小区、公共交通未进行无障碍改造，新建的设施还存在不规范、不符合无障碍规范要求的问题，已建无障碍设施管理急待加强。信息交流无障碍工作较为薄弱，电信与网络没有充分考虑残疾人的需求，电影、电视节目没有普遍加配字幕，盲人、聋人不能及时获得有效信息，不能参加中考、高考和诸多的职业(执业)资格考试。

　　全国18岁及以上残疾人口中，社会参与有中度以上障碍的比例高达49.8%。

　　新法规定：新建、改建和扩建建筑物等设施，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

　　国家举办的各类升学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任职考试，有盲人参加的，应当为盲人提供盲文试卷、电子试卷或者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予以协助。

　　公共服务机构和公共场所应当为残疾人提供语音和文字提示等信息交流服务，公共交通工具应当逐步达到无障碍设施的要求。(记者陈丽平)

　　无障碍条例和康复条例已纳入国务院立法计划

　　记者今天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无障碍条例和康复条例已纳入国务院立法计划。

　　修订后的残疾人保障法从康复、教育、劳动就业、文化生活、社会保障和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方面强化了对残疾人权利的保障。有记者提出，这次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后，会不会出台相关细则？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维权部副主任马玉娥透露，国务院也制定了残疾人教育条例和就业条例，而且已经把下一步制定无障碍条例和康复条例纳入了国务院立法计划。“残疾人保障法里有不少涉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助或补贴’的规定条款，法律实施以后，我们会积极地跟有关部门协调，尽快出台这些方面的政策。”马玉娥说。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要带头安置残疾人

　　法制网北京4月24日讯 记者郭晓宇 实习生李娜记者今天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家实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制度，各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职工总数1.5%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孙先德表示，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应该带头安置残疾人就业。

　　孙先德说，如果不按照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根据残疾人条例和有关规定要缴纳残疾人保障金。残疾人保障金作为实行国家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根据残疾人条例和有关规定，应当由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征管。目前，各省基本依据当地政府令委托税务、社保等部门代征，资金缴入国库。

　　孙先德说，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缴纳残疾人保障金的，由财政部门予以警告，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的保障金应缴的额度外，还要自欠缴之日起加收千分之五的滞纳金。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上升为法律制度

　　法制网北京4月24日讯 记者郭晓宇 实习生李娜 “修订后的残疾人保障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主任李援今天表示，这个法律制度的明确规定，将对残疾人劳动就业产生更有力的保障。

　　李援说，原来只是规定各单位要按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这是促进残疾人就业的一项具体措施，这次提升为一项法律制度。

　　李援说，这项法律制度的内容主要规定是：第一，对各单位要求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如果达不到比例的话，将按照国家规定，履行保障残疾人就业的义务；第二，对达到或者超过规定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企业，或者集中安排残疾人就业的企业，或者从事个体经营的残疾人实行税收优惠。同时规定，对从事个体经营的残疾人，给予免除行政事业性收费的优惠政策；第三，对残疾人在劳动就业中的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作出规定，并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残疾人劳动”。（记者郭晓宇实习生李娜)